李敦白在回忆“文革”初期的动荡岁月时，坦率地说：“那政治权力的强大诱惑，那仿佛能掌控风云的幻觉，让我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李敦白，1921年诞生于美国，是一位杰出的进步人士。他于1945年抵达中国。同年7月及10月，李敦白先后在张家口和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担任英语广播稿的编辑与播音工作。

在国庆盛典的庄严时刻，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李敦白的《红宝书》题字留念。

李敦白在晚年回忆往昔时，不禁感慨万分，当初他万万未曾料到，自己竟会如此深度地卷入中国内政，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光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对于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无疑是一个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变革历程中，参与者形形色色，不仅有众多怀揣理想、热衷于激进的志士仁人踊跃投身，更有无数未持革命立场或对革命浑然不觉的人，被无形的力量裹挟其中，或是随波逐流，或是成为革命的对象。然而，不论他们是主动投身其中还是被动卷入漩涡，一旦被革命的潮流所裹挟，往往便难以自主掌控自己的命运。

另一方面，相较于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等国内变革，共产主义革命展现了更为鲜明的“世界革命”特征，其国际间的联动性尤为显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被切实转化为行动的宣言。

那些投身革命的异国人士，在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经历了怎样的波折与情感交织，他们心中的国际共产主义理念与我国民族主义精神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界限与冲突，这些都是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遗憾的是，彼时的参与者中，留下详尽记载的寥寥无几。然而，有一位人物堪称例外，他在晚年留下了两部内容丰富、记述详实的回忆录。这位人物便是美国友人李敦白。

李敦白（1921-2019年8月24日），其人生道路曲折跌宕，充满传奇色彩。大学初期，他便秘密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因缘际会，“二战”期间，他以美国军人的身份抵达中国，却因日本投降而未曾亲身参与战斗。在接到退伍通知后，他与昆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前往延安，为毛泽东教授英语。他巧妙地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身份留在我国，并于1946年秋季转赴延安。从此，他投身于中国革命，这一历程长达三十余年。晚年的他回顾往事，不禁感叹当年未曾料到自己会在中国度过长达三十五年的岁月，并深度参与了中国的内部事务，将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在长达三十五年的岁月里，李敦白主要担任中国对外广播的专家顾问一职。其人生达到巅峰，正是在“文革”初期，他成为中国最为积极且最具影响力的外籍造反派，更被誉为能够“直达天听”的风云人物，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组委以重任，担任广播事业局局长之职。然而，他的人生也经历了低谷，两次被错误地认定为美国间谍，分别于1949年至1955年、1968年至1977年期间被单独监禁，共计长达十六年之久。

李敦白，这位在革命中深度参与且拥有丰富人生经历的外籍人士，实属罕见。人们不禁好奇，在经历了这非凡人生历程之后，晚年的李敦白心中所留存的是怎样的情感与心境？作为一位融入中共的美国人，他对中国革命有何独到见解和深刻思考？

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最近阅读了李敦白的两本回忆录：一本是《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一本是《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两书各有侧重。“红书”依时序重点回忆了35年的中国岁月；“我书”则贯穿其整个一生，对前书所缺失的前后部分作了补充，并用相当篇幅描述了他与中共高层及众多社会知名人士的交往与印象。

撰写回忆录时，人们常陷入一种普遍而难以规避的困境：借助晚年累积的“后见之明”去回顾往昔，或是选择性地回忆。然而，李敦白的回忆录却别具一格，不仅展现出难得的坦率，还尽力克服了“后见之明”的干扰，力求真实还原自己当年的所思所行。书中细腻描绘了一位怀抱理想的美国少年如何在中国革命者的激发下，点燃内心激情，全力以赴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同时，李敦白也坦诚地记录了那些理想最终如何将他及其革命同伴引入歧途。

“作为一位美国人，我深感有义务确保美国人不会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污点。”李敦白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唯有“紧密跟随时代潮流，紧密跟随毛主席的步伐”，“而跟随的后果，自然是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偏。”

李敦白在自述中提及，当年他年仅19岁便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初衷仅在于追求“种族平等、性别公正、劳动者权益以及学术自由”。他与同道的共产党人并非怀揣在美国掀起革命的野心，尽管他们对斯大林怀有崇敬之情，并学习联共（布）党史，但他们并无将美国塑造为类似苏联国家的意图。这或许暗示着，各国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均存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各自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现象。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之所以对这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特别热情和感兴趣，在李敦白看来，是中共当时非常希望借助一位母语为英语的人加强其对美宣传。聂荣臻曾告诉他，等中共获胜后，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国贷款来进行战后重建。他从李先念那里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中共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希望与美国建立正常友好的关系，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亦有意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愿意与苏联、美国及欧洲各国同时交往，而无意仅仅依靠苏联。

此亦可见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是国内外局势演变的结果，并非中共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李敦白忆述中还提到这样的细节：当时美军在延安设有联络处，担任华盛顿与延安之间的联络任务。每逢周五晚，美军联络处即与中共高层分享美国电影。李敦白注意到，中国人非常喜欢那些美国电影，即使是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以及边区的军事将领王维舟、王世泰等，只要有空便来看电影。“他们对银幕上的美国充满了好奇和羡慕，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富庶的国家，与官方论调完全相反；而对苏联，这个理应看齐的对象，倒似乎没什么兴趣。”在后来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李敦白进一步体察到毛对美国非常有兴趣。毛不仅愿意跟李敦白谈美国的情况，甚至喜欢翻阅美国的流行杂志，看看里面的照片。在当冷战的气氛越来越浓，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李敦白仍感到中共官方虽然猛批“美帝国主义”，而美国人在中国还是相当受欢迎。李敦白记起上大学时，美共书记和他聊天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美国或英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到印度、中国去，印度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永远不会相信他，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间太长，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来的人，他们都不会相信。李敦白晚年回忆时，认为自己的经历已证明这不是事实。然而，他两次冤狱的罪名均是“美国间谍”、“美国特务”，又似乎证明美共书记的话不无道理。

李敦白在晚年也坦承，倘若他并非美籍中共党员，那么在反右派运动直至“文革”初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中，他的立场或许不会如此极端，如此激进。身为一个美国人，他深知自己肩负着避免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污点的重任。在六年牢狱生活结束之后，他对于再次犯错深怀恐惧，“我所作所为，无不透露出一种强烈的信念——证明自己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私底下盘算，唯有将自己“红”至极致，方能在未来免受质疑与攻击。“我担心组织对我的猜疑将永无止境。”同时，他也渴望归属感，那种被接纳的渴望并未因监禁而减弱，反而愈发强烈。为了规避错误，他唯有“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而这一追随的结果，无疑是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种心态亦渗透于他择偶时的标准。在初入狱之前，他与中国姑娘魏琳结为连理，然及他刑满出狱，魏琳却已另嫁他人。再寻新伴侣时，他更倾向于从政治角度出发，所选的玉琳虽貌不惊人，却是一位卓越且坚定的共产党员，其无产阶级出身堪称完美无瑕，“我对她深信不疑，她能引导我走正确的道路……我亟需这样的伴侣，助我避开一切纷扰。”在那个时代，过分看重出身与政治身份的择偶观念实为一种普遍现象。

每当政治风暴再次袭来，李敦白便时常担忧自己再次遭受误解，因而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若我积极参与这场运动，便能确保自己不再被误解。”反右运动拉开序幕，上级指示其所在广播局必须“挖出”一名右派分子。尽管李敦白坚信广播局无人符合右派的标准，但他仍旧协助领导将陈为熙划定为右派。随后，反右运动蔓延至他的朋友温济泽，尽管他内心深处认为温氏无辜，但仍然参与了批斗温济泽的会议。李敦白坦承，这是他首次参与对一个人的迫害，而且对方还是一位朋友。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自保的考虑，因为他当时最大的恐惧是自身难保。“任何风吹草动，我的心跳便会剧烈加速，整日都感到忐忑不安。”

李敦白，1921年诞生于美国一个中产家庭，青年时代便秘密加入了美国共产党。随着二战的落幕，他踏足中国，开启了长达三十五年的革命与建设生涯，这一历程充满波折与动荡。他与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众多历史人物私交甚笃。在叙述中，他透露了这些领袖人物生活与工作的诸多细节，这些内容弥足珍贵。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的独特视角，李敦白以罕见的真诚与坦率，分享了自己在中国的不凡经历。他个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映射出历史的辉煌与狂潮，引人深思。而李敦白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他的自我救赎与疗愈，对中国读者而言，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他将妻子王玉琳视为从天而降的天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一同重返美国创业，生活美满而幸福。即便如此，他对中国发展的关切始终如一。《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不仅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更以其严谨的编写和规范的风格，成为口述史领域的典范之作。

我，李敦白，堪称所有外籍专家中，对中国政治介入最深者，亦为遭受惩处最为严厉之人。

自1958年至“文革”开端，我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游刃有余，一时名声显赫，可谓是人生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正是我长期扮演角色的必然延续，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份心绪，似乎蕴藏着外籍人士投身中国革命时的独特情结。然而，实则不然。李敦白曾直言，“文革”初期，梅益广播事业局局长遭到批斗，彼时我心中百感交集。梅益，自始至终，是我的支持者、庇护者、上司、顾问，亦是朋友。我深知他真挚地关心革命，且是行家里手。然而，我也抱有个人忧虑。鉴于外界普遍知晓我与梅益间的深厚友谊，我忧虑自己可能被诬陷为同谋，或是因保护他而有意隐瞒情报。为与梅益切割，我最终选择了加入批斗他的行列。诚然，因恐惧而随波逐流，仅是李敦白心结的一隅。另一方面，出狱后，组织安排我担任广播事业局中层领导，重获信任之际，我又不禁受宠若惊。李敦白自省道，自1958年至“文革”初期，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两，堪称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不过是这一角色扮演的自然延续，既符合主观意愿，亦具备客观条件。在这“黄金十年”中，我荣获毛泽东亲自赋予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政治称号。更为难得的是，我作为延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在外国专家中仅有的几位中共党员之一。而其他入党的外国专家并未获得与我相当的政治待遇。当时，中国政府虽让在华外国专家享有极高的物质待遇（如外国专家的薪水约为中国同事的七八倍），但在政治上却将他们隔离开来。唯有李敦白等极少数人例外。

“政治权力的诱惑，呼风唤雨的错觉，使我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当他于1967年再次被监禁时，有外国专家在友谊宾馆贴出大字报，称他“爬得高，摔得重”。晚年李敦白承认，“话虽刺耳，却是实情。我是所有外国专家中涉入中国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惩罚最重的人。”在“文革”期间那些风云人物中，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坦率地剖析革命狂热背后的权力欲望。

“我们不会去印刷那些攻击党的材料。”直至晚年，李敦白依然坚信：“当时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思想差距甚远，而毛主席却能深刻洞察民众的心理。”

在回忆“文革”初期的所思所为时，李敦白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文革”初露端倪，我便忍不住激动不已，心想这场运动即将波澜壮阔地展开。“我热切地期盼着参与‘文化大革命’。”尽管有通知禁止批评外国专家，他却毅然决然地贴出了自我批评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他成为了众人瞩目的英雄，“我通过了考验，我成功了！”“我正式踏入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小组的地位升至顶峰，而他，却感到无比欣慰。当清华大学举行对王光美的批斗时，周总理劝他不要前往，但江青却鼓励他参加。“我听从了江青的安排。当时我认为，江青是真正的、充满热情的左派，而周总理虽然坚定支持革命，但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不如江青那么前卫。”

李敦白决定重返美国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中国告别革命时代、转向改革开放进程中所感到的强烈不适。

起初，李敦白或许被造反派的举动所触动，误以为那便是“纯粹的革命”、“纯粹的民主”——这正是他自青年时期便孜孜以求的人权斗争。然而，随后的异化和转变迅速令他感到困惑。他察觉到，不加节制的自由民主很快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人们都在沉湎于所谓的自由与独立，然而一切却陷入混乱。”“各执一词，各说各有理。”结果是，旧造反派一旦掌权，便立刻催生了新的造反派。面对新造反派的挑战，旧造反派企图独揽权力，不愿与他人共享，随即将先前的自由民主诉求置之不理，转而利用手中权力毫不手软地镇压挑战者。

李敦白面对的疑惑是：既然“造反”被宣称为合理，为何独他一人可造反，他人却不能？然而，若开放给更多人造反，权力更迭恐将陷入“轮流上台”的恶性循环，正如鲁迅曾讽刺的“革命、革掉革命、再革掉革命、不断革掉革命”的怪圈。目睹权力易手后，原本的受压迫者变成了新的压迫者，李敦白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当他天真地试图促成新旧造反派联合共享权力时，却不幸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者，最终换来的是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即便在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涯中，李敦白依旧坚信“文革”的正确性。他憧憬着中国能够借此契机步入高度民主的殿堂，因此对“文革”抱持着满腔的热忱，即便察觉到其中的瑕疵，也选择坚持己见，坚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便能抵达理想的彼岸。出狱后，他的思想并未完全转变：“十年与社会隔绝，出狱时，我并未发生多少变化，而社会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无法相互适应。我的思想僵化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沾染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起初难以接受：“在1979年和1980年，我认为邓小平背离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持有不满之情。”

李敦白曾言，自踏入延安的那一刻起，直至二次入狱，他未曾有过重返美国的念头，坚信自己将在中国度过余生，将满腔的热情、非凡的才华和深沉的情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片土地。然而，在1980年的初春，他做出了回美国的决定。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中国告别革命，转向改革开放的强烈不适。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样一件事：1980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有些问题，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看完这个文件，他就对妻子说，看来我们该走了。很快，他就携全家离开了中国。他深有感慨地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它的理想、目标、途径都与我年轻时代所追求的不一样了；在这个拐弯处，我选择了回到我的出发点，而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顺流而下。我对新时代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而对于他的归国，在华外国专家普遍有意见，他们觉得“离开就是背叛。”虽然如此，晚年李敦白仍坚信，“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幸运。”

注释

新中国成立后，李敦白曾担任过……中央广播电台曾担任中国对外广播领域的资深专家顾问，历时35年。参与过多项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定稿。此后，因卷入所谓的“苏联间谍案”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事件，我两次身陷囹圄，共度16年的漫长牢狱生涯。

1980年，他毅然踏上归途，重返美国。历经波折，他最终投身于咨询领域，成为中美企业间合作的桥梁，助力双方在两国展开投资。他促成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华莱士的成功访问。《米克·华莱士独家访谈邓小平》